“应该是良法善治，必须与相结合，的灵魂是，惩罚犯罪与保障要并重，程序与实体要并重。”著名家、中国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在接受搜狐财经和经济联合时说。 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开创者和重要奠基人，陈光中一生都在研究《刑事诉讼法》，并致力于推动我国立法司法的进步。截至目前，他已经出版了43部著作和19本教材，发表了200多篇论文。 “刑事诉讼法从程序上保障了刑法的实施，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又要做到不，符合程序的原则，因此在国外被称作‘小’。国内目前也逐渐认同了这个说法。”陈光中介绍道。 陈光中多次强调，不能单纯地为学问而学问，要将学问用于国家的建设。他于1995年主持撰写了刑事诉讼法修改稿与论证，还参加了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工作，为我国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6年，陈光中力促将“疑罪从无”原则写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这是他参与修法的生涯中最引以为傲的事情之一。“疑罪从无”原则指的是在疑难案件中，如果无法认定嫌疑人有罪，那便按无罪处理。 “在很大的程度上，‘疑罪从无’原则为防止冤案的产生起到了重大作用。”陈光中说，这一原则宁愿放过罪犯，也不能。 在陈光中看来，就是规则之治，要形成法律上的规范，由大家一同遵守。的灵魂是，是的生命线。“既要讲实体的，又要讲程序的，二者是互相结合的。”他总结道。 陈光中：1952年，我从北大毕业后，在政院当助教。一年后我被调到教学单位，当时我们最需要程序法方面的教师（特别是刑事诉讼法），所以我1954年正式从事刑事诉讼法的教学科研工作。 我研究了一辈子程序法，觉得非常值得。刑事诉讼法从程序上保障了刑法的实施，同时也是保障程序方面的重要法律。刑事诉讼法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又能做到不，符合程序的原则，因此在国外被称作“小”。国内目前也逐渐认同了这个说法。 陈光中：1979年7月，新中国通过了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尽管条文不多，但它了《刑事诉讼法》的旨、任务、基本原则和基本程序，包括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死刑复核、执行等内容，以及纠正已生效的错误等。 过去我们办理刑事案件基本都是走内部程序，不规范也不正规。1979年《刑事诉讼法》出现后，才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后来《刑事诉讼法》经过多次修改，但都是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进行修改的。 1993年，全国常委会法工委邀请我组织专家起草《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我当时是中国大学的校长，也是全国诉讼法研究会的会长。他们希望我拿出一个稿来供他们参考。 我欣然接受了任务，很快组织大学全部的刑诉法老师和一些博士生全力投入。经过对国内外情况的研究，我们写出了刑诉法的修改稿。经过专家论证后，于1995年正式提交，1996年顺利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其中，稿的大部分内容被吸收。 陈光中：第一，律师从审判阶段延伸到侦查阶段。原来律师只能在审判阶段介入，在这次修法后，律师可提前到侦查阶段介入。这是保障律师权的很大一步。 第二，审判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审判方式称为超职权主义：事先审查材料，然后直接在法庭上讯问被告并出示。相比之下，公诉人和律师不太重要，很大程度上只是走过场。 在此次修法中，我们吸收了美国的对抗式诉讼因素，进而演变成控辩式诉讼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控方在开庭后首先出示，再由辩方出示，随后做出裁判。 第三，规则发生变化，“疑罪从无”原则被吸收。因为有些案件是可以查清嫌疑人是否有罪，但有的案件则不行。你说无罪，他有许多有罪的；你说有罪，证明其有罪的又达不到标准。 类似这种案件，如果判无罪，怕把犯罪了。如果判有罪，又很容易。“疑罪从无”原则指的是在疑难案件中，如果无法认定嫌疑人有罪，那便按无罪处理。 当时社会上对这一原则的争论很大，因为担心这会了犯罪。实际上，“疑罪从无”本身就是一个价值选择：到底是宁可不，还是宁可而不？“疑罪从无”原则的选择是后者。 我们的稿主张将“疑罪从无”原则写入修改稿，但直到刑诉法修改的最后一场，这件事还没有定下来。当时，副委员长单独找我谈话，我明确把“疑罪从无”原则体现在此次刑诉法修订中。 “疑罪从无”原则来之不易，且越来越得到重视和落实。比如聂树斌案件最后用“疑罪从无”原则，这是经典的案例。 搜狐财经&经济：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经过了第二次大调整，当时修订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第一，根据，增加了尊重和保障的。据我所知，这是第一次将中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的写进具体法律中，具有非常大的意义。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又加强了对的保障。 比如，我们确立了非法排除的规则。该规则指的是在收集的过程中，不能采用非法方式收集的作为对犯罪嫌疑人的根据。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正式的刑事法律中了非法排除的规则。 在此次中国刑诉法的修改中，非法排除的重点是被告人的口供，对实据的排除比较严格，不搬用美国的“毒树之果”理论（注：如果口供法的，即便通过口供得到的实物是真的，也不能作为使用），但对采用或是其他手段得到的是要排除的。 第二，死刑复核的程序从封闭式审核初步诉讼化。死刑复核原来是封闭式的，由最高法院，内部进行书面审查核准，然后判定死刑或是发回重审。 现在死刑复核有了一定程度的诉讼化。最高法院的必须亲自讯问被告后才能，而且检察院也可以监督者的身份参与。被告律师也可以申请面见，当面陈述意见。 第三，增加了四个特别程序。一是为未成年人，专门把未成年人的程序集中在一起，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二是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初步确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并获得被害人谅解的，双方可以自愿和解，但需要机关、检察院或法院进行审查确认。 三是明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程序，了不能对死者追究刑事责任，但对其非法所得财产适用程序；四是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病人的特别医疗程序。病人不负刑事责任，或者是负部分刑事责任，同时要对这类病人进行强制医疗。 搜狐财经&经济：您还参与了2018年《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与修改，此次修改与之前有何异同点？ 陈光中：这次修改我没有直接介入，只是提交了书面的修改意见。前两次修改都是全面的大修改，而2018年主要是对部分条款的修改。修改的大背景是在《监察法》通过之后，使得刑诉法与监察法配套，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 通过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条款变成了308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修改内容：第一，修改与《监察法》有关的配套条例。比如，职务犯罪案件由原来的检察院侦查交由监察委员会调查。 第二，缺席审判制度。比如，如果犯罪死亡或者逃跑了，原先案件就长期没人管。现在，虽然暂时不能，但是要确认审判。这项主要是为了用于职务犯罪案件。 第三，认罚从宽制度和速裁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法律将给予从宽处理。过去该政策没有形成系统的制度。这个制度的适用面很宽，包括可能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犯罪，但是需要犯罪嫌疑人自愿，案件的真实性，从而避免出现冤案。 《刑事诉讼法》对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事实清楚，确实、充分的案件，了专门的速裁程序，这是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一种简易程序。 我们的应该是良法善治。要制定好的法律，让好的行政、司员来执行。古代也有法制，但古代的法制是君主的法制，不是现代的。 的灵魂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要。离开了，就失去了它的生命线。既要讲实体的，又要讲程序的，二者是互相结合的。我个人主张一种能动的诉讼平衡价值观，惩治犯罪与保障要并重，程序与实体要并重。 我们要注意秩序与之间的平衡：既要社会秩序，同时又要保障应有的权，把秩序和结合起来。 我国的建设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大数据对建设越来越重要，要利用科技进步的有利因素考虑的实施。季建业 周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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