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幼师摸鸟门1901年，有一位维也纳画家正人生的十字口，此前他一直都是帝国推崇的新锐艺术家。虽然皇室对他的风格并不感冒，皇储甚至认为应该打断他身上的每块骨头，但此时已经是十九世纪末，皇室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掌控一切、支配一切。已经接受了大臣可以在很多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甚至推进一些他无解的政策的现实。此时的奥地利国民文化和教育部正在热烈的支持维也纳的新锐艺术家，教育大臣哈特尔作为一个受封贵族的教授和知识，为自己能够成为新锐艺术家的人而感到骄傲。 在既往的十几年里，虽然这位画家不修边幅、跟成群结队的模特搅在一起，甚至跟画过的女士绯闻频传，但他依然是帝国和维也纳上层阶级追捧的画家，纪交替之际的维也纳，名望和财富都在追着他跑，他就是古斯塔夫克利姆特。但当新世纪到来时，克利姆特和热爱他的维也纳人之间渐渐产生了裂隙，裂隙产生的原因是教育部委托他为新落成的维也纳大学教学楼绘制的三幅天顶画。 维也纳大学在这个时期的社会生活里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因为对此时掌握了选举权的市民阶级来说，像贵族那样凭借出身、门第和血统去获得财富和地位，是、的旧时代留下的弊端；而像他们那样，通过自身的学识和一技之长，依靠个人奋斗和市场竞争获得成功人生才是天经地义的。在这些掌控着和的人眼中，新落成的大学既是一系列发明创造直接改变世界的科学的象征，也是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市民伦理观的象征。一座矗立在维也纳核心地带的新大学，不仅可以作为科学的圣殿成为维也纳人的家园，更可以作为教育的成为整个市民阶级赖以维持自身地位和财富的社会秩序之基石。 所以在教育大臣看来，如果克利姆特能够在具有如此特殊地位的维也纳大学的天花板上，再次运用成熟高超的技法去表达《哲学》、《医学》和《》这三个抽象的主题，那此后几十年间的数代市民精英都将在他作品的俯瞰下，通过帝国最高学府人生巅峰。届时克利姆特将是无可比拟的公共艺术家，成为维也纳市民阶级心目中圣诞老人般的存在。但遗憾的是，此时的克利姆特却对成为圣诞老人失去了兴趣。从他成名的城堡剧院的壁画和天顶画开始，他已经完成了太多“技法娴熟”“中规中矩”的订货。当二十世纪来临，这位在艺术上老实本分的艺术家决定给维也纳人看点新鲜玩意儿，这就是改变他命运的维也纳大学天顶画。 1900年和1901年，克利姆特完成了三幅订货当中的前两幅，《哲学》和《医学》。在这两幅作品当中克利姆特还比较保守，仅仅是没有一如既往的去自己的主题，以及顺便发表了一点儿他个人对哲学和医学的失望情绪而已。但这两幅作品展出之后却立刻引起了广泛的，维也纳大学的教授不能直接作品中的消极情绪，于是就从画面过于“裸露”“猥亵”“格调低下”的角度入手，认为这两幅作品不适合出现在维也纳大学。 但这种之声也激怒了克利姆特，此时的克利姆特背后有教育部，手里有委托合同。面对铺天盖地的，不但不打算，反而干脆抛开了已经完成构图的《》原稿，重新创作了一副全新的作品。这幅作品公开展出后，激起了更甚于前两副作品的巨大浪潮。从原本就在的维也纳大学教授，到维也纳的大小和，甚至连一贯的自作家卡尔克劳斯都投身于声讨克利姆特的运动当中。 面对这股强大的反对声浪，教育大臣原本准备力挺克利姆特。但当他发现代表着教社会党的维也纳市长卡尔吕格尔也站出来克利姆特，面对教社会党在议会里的选票，教育大臣冯哈特尔在议会质询时了。他把准备好的力挺克利姆特的讲稿扔在一边，发表了一番教育部不应该出面对艺术品进行评判的客套话，那一刻每个人都明白克利姆特和教育部之间的蜜月期结束了。 好在此时的克利姆特已经功成名就，虽然大学天顶画事件让他和教育部的关系降温，甚至被市民阶级视为仇敌，但他依然深受上层阶级的欢迎。在此后的十七年生命中，克利姆特收好自己的哲学思考，一心一意去追求他的艺术，甚至把父亲留下的金匠手艺都融入到绘画当中，成我们所熟悉的那个金灿灿的克利姆特。 对大部分关注克利姆特的人来说，维也纳大学天顶画事件不过是克利姆特艺术生涯当中的一个插曲。但如果我们站在1901年维也纳人的立场上，而不是2019年手拿印着《吻》的纪念水杯的旅游者的立场上看，天顶画事件绝对是克利姆特人生的重大转折。对这个从订货和公共绘画里成名，然后打进上流社会的艺术家来说，1901年本应是他成功上的里程碑，结果却成了他生命当中的分水岭。1901年以后的克利姆特是一个的服务于上流社会的画家，他的声音几乎从公共舞台上消失了。 克利姆特到底在1901年画了什么呢？这个的想要向维也纳市民反击的画家，到底在《》里表达了什么，以至于如此严重的激怒了维也纳人呢？这三幅天顶画被维也纳大学之后，被锁在他的库房里，并在之后的战争当中遭到，不过好在留下了宝贵的照片资料，让我们可以一窥究竟。 从照片上看,《》表现的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希腊主题：当雅典娜建立主持的“法庭”时，她让掌管法庭，又来复仇三，让她们成为法庭的者。通过这种方法雅典娜就让复仇三所代表的复仇，服从于所代表的“”。这是一个非常中规中矩的主题，在奥地利这样一个缺乏历史传统的国家里，尤其是它的德意志历史传统已经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而渐渐失去了性，“古希腊”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对古典教育下长大的奥地利知识就渐渐变得更亲切。在维也纳大学旁边，同样是刚刚竣工不久的议会大厦门口，因为找不到一个奥地利自身历史上的“形象”，设计师也是树立了一座雅典娜像来这个多瑙河君主国刚刚获得的“”。 在克利姆特笔下，《》这幅画把支配着法庭的放到了一个高高在上的“角落”里。把画面的核心留给蛇发的复仇三，还有即将被她们所的显得既可怜又的罪人。克利姆特版的《》，所表达的似乎就不是一个“”支配“复仇”的场面，而是一个“复仇”取代“”的场面，这幅作品和之前的《哲学》、《医学》一样，表达了对法律的情绪。但这真的足以激起观众的吗？既往的评论者都喜欢从这幅画的象征意义入手，从克利姆特了人们对法律主持的角度，来解释人们为什么反对它，却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除了它所表现的那种象征意义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含义呢？一个二十世纪初的维也纳人，看到画面正中出现的复仇三，除了被扭曲的雅典娜的故事之外，还会想到什么呢？ 历史刚好给出了这样一个典型的维也纳人，那就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就其客观性的一面而言，可谓是一个标本性的维也纳人。1856年出生在家庭，在1873年的经济危机里损失了本来就很微薄的财产里的绝大部分，在之后的人生岁月里，依靠贷款和勤奋努力读完了医科，经过实习成为一个开业的心理医生，挣钱、租房子、结婚、生孩子、养家糊口，积累名望和人脉，终于成为“医学教授”。一直到1938年到伦敦之前，他都过着一种典型的维也纳市民生活，也就是斯蒂芬茨威格的父辈所过的那种“”的生活。正是他在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析》里，给我们留下了解读复仇三涵义的有趣线索。《梦的解析》一书的题词来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这句拉丁语有两种常见的中文翻译，第一种比较诗性:“如果不能上震，那我将下撼。”翻译得很有气势，却并不能让人完全理解它的含义。另一种翻译则较为忠于原作：“如果不能让者低头，那我就要搅动冥河之水。”这个翻译把原文里的所有要点都译了出来，但如果不放在文本中来审视，依然含义不明。在《埃涅阿斯纪》当中，诸神之母的朱诺，让迦太基的女王狄多，爱上了英雄埃涅阿斯。埃涅阿斯于是决定留在迦太基和狄多结婚。但诸神之父的朱庇特向埃涅阿斯，告诉他，他的和伟业都在意大利，不能留在迦太基。于是埃涅阿斯就抛弃了狄多再次踏上征程。弗洛伊德引用的这句话就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朱诺喊出的一句话。她说“如果不能让者”也就是朱庇特低头，那她就要搅动冥河之水。而她搅动冥河之水所出来的，正是被克利姆特画在《》正中央的复仇三。 《梦的解析》的题词提供了另一个当时维也纳人所熟悉的复仇三的版本,在这个故事中，复仇三没有去守护，而是把无穷无尽的与，在埃涅阿斯的军人身上。这个故事在弗洛伊德的时代，具有超越于故事之外的含义，弗洛伊德写给别人的信中刚好就为此指明了出处。 1899年7月，弗洛伊德在写给好朋友弗里斯大夫的一封信里说了两件事。第一是他带了一本拉萨尔的《意大利战争与普鲁士道》作为假期翻阅的读物。第二是他已经给即将出版的《梦的解析》选好了题词。这两件事看起来并不相干，但假如找到拉萨尔的那本书，就会发现该书扉页上的题词和《梦的解析》一模一样。 这个事实就让弗洛伊德信里的两件事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场景。1899年7月即将出门度假的弗洛伊德，随手翻开旅行读物《意大利战争与普鲁士道》，然后被拉萨尔的卷首题词打动了。拉萨尔在今天可能已经被大多数人所遗忘，但他在弗洛伊德的时代却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拉萨尔有生之年，是普鲁士和德意志最具影响力的工人运动。而弗洛伊德自己也有一段非常激进的左翼青年经历，所以他才会拿一本死了几十年的家的小作自己的旅行读物。也正因如此，弗洛伊德敏锐地觉察到了拉萨尔所暗示的“复仇三”的含义。 对拉萨尔来说，复仇三所象征的实际上就是，当他说“如果不能让者低头，我就要搅动冥河之水”时，他所说的是，如果普鲁士的者不能向他这个工人低头，他就要出像复仇三一样拥有着无穷无尽的和的。但对弗洛伊德来说，复仇三的重要意义在于她们身上有着三种特殊的因素，首先她们是“强大的足以支配一切的力量”、其次她们“是被遗忘的（隐没在冥河之下）”，最后她们是“被压抑着的（需要搅动冥河之水才能出来）”。正是从这三重因素中弗洛伊德把拉萨尔口中的，和他不断追索的心理上的“本能”联想到了一起。于是，这句话原封不动地出现在了《梦的解析》上。 对弗洛伊德和克利姆特作品中同时出现的复仇三，既往的解释都是从预言未来的角度加以理解的。拉萨尔和弗洛伊德之间的继承关系，证明了复仇三在1900年前后的维也纳知识心中带有明显的色彩，而复仇三所象征的“被遗忘”“被压抑”，但却“强大到具有支配性的力量”而且只能以“”和“”的方式出来从各方面都让人联想到二十世纪德意志和欧洲的运动。这就让弗洛伊德和克利姆特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预言者的色彩。 但如果我们不是向后看而是向前看，就会发现从1859年的拉萨尔到1899年的弗洛伊德、1901年的克利姆特，这组链条其实还有一个更早的源头，那就是1848年的匈牙利大贵族塞切尼伯爵。塞切尼伯爵这个人今天也已经几乎被人遗忘，如果不是留下了一座以他名字命名的多瑙河铁桥，他可能连名字也消逝在历史中了。 正是在1848年夏天，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让“我们重新了”，将要“我们的不是科苏特（指1848年建立匈牙利国的者）和他的同伙”“而是复仇”。在这段话里“”“疯狂”“性”的复仇三形象已经出现，而它所象征的显然不是二十世纪的运动。 1848年是混杂在一起的两场，想要摆脱旧制度和维也纳体系的中产阶级和想要争取的下层阶级，怀着完全不同的两种目的投身于同一场。这两个阶层的团结让他们能够战胜自己的君主。可是当君主的退去的时候，胜利者却发现了他们之间的分歧。1848年秋天到来时，的胜利者都面临着同一个选择：对下层阶级来说，是在维持现状与同室操戈之间选择，要不要把春天的变成社会来为自己争取的；对中产阶级来说则是要么与下层阶级，承担更重的负担甚至到自己的全部财产，以此让他们有机会下去，或者就是与君主，借助君主的力量恢复“秩序”，“神圣的财产权”。最终每个阶层都基于自己的利益作出了选择，选择的结果就是弗洛伊德和克利姆特所生活的那个欧洲。 到十九世纪末，1848年选择与君主的中产阶级已经功成名就。在这些体面人士看来，1848年的所有要求都已经得到满足，随着欧洲的立宪主义，他们都获得了选举权。随着意大利王国和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他们还拥有了一个“祖国”。他们为自己的胜利而沾沾自喜。 同时在他们看来，那些依然穷街陋巷当中的人们，那些陷于贫困和的人们，他们的贫困和并不在的目的之列。“谁在中寻找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享受”，托克维尔本人也是1848年的亲历者，他的这句名言只有回到历史本身的背景之中理解，才能听出他的弦外之音。通过个人奋斗和竞争所获得的财富和地位是天经地义的，想要在之中得到之外的东西的人只配被。这是一个，在这种当中，那些1848年被抛弃的人，在绅士的眼中变得面目，就像蛇发的复仇三。 从这个意义上说，克利姆特既不是因为他嘲弄了中产阶级的，也不是因为他预言了中欧三十年后的未来才激怒了维也纳人。他用一种毫不掩饰的方法，把1848年以来维也纳体面阶层心中的梦魇展示在他们的面前，甚至要把这些的形象画到作为他们家园的维也纳大学的天花板上去，这才是他激起体面阶级普遍的根本原因。 1848年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每一个想要睡个好觉的体面阶级都想要忘记那场，而每一个憧憬着人类未来的者都在睡梦中怀念着那场。即使是弗洛伊德这样一个循规蹈矩的心理医生，哪怕他只是在青年时代有过一段激进的社会主义梦想，生于1856年的他根本没有机会看到那场，但他却在《梦的解析》里记载了一个关于的梦，主角就是他自己：在一场不期而至、没有具体时间背景的当中，看到的教育大臣和普通市民一起排队检票上火车。弗洛伊德看到这位伯爵依然保持着跋扈的态度时，便在梦里吹起了口哨，用《费加罗的婚礼》的曲调去给伯爵的行为伴奏。这个梦在《梦的解析》里被弗洛伊德命名为“1848之梦”。当弗洛伊德一场时，他觉得自己的就是1848年。在这个犹太心理医生眼中就等于1848年。 世纪末之交的弗洛伊德和克利姆特都没有预言未来，他们只是揭开了半个世纪之前的旧伤疤，只不过这些旧伤疤所引起的伤痛，还会继续淤积和发酵，最终变成的沼气，着整个德意志。1907年另一位维也纳“画家”也迎来了他生命的转折点，两次报考失败的他举目无亲、身无分文，为了他混迹于各种贫民救济机构，更多的时候只能睡桥洞。1910年他在曾经过克利姆特的维也纳市长卡尔吕格尔的葬礼上，看到了德意志民族主义和排犹所具有的强大吸引力。他的名字叫阿道夫。正是他让此后的每一个人看到复仇三，都觉得克利姆特是一个预言家。漆料http://www.chenyang.com/jr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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