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认知到行动：生态学与生态哲学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眼皮跳测吉凶现代运动的兴起促使生态学、生态学哲学和生态哲学形成了从认知到行动的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三者分别在其中承担着各自独特的学科任务。然而，在这个逻辑链条中明显地存在一些严重问题，它们对这个逻辑链条的运行构成了阻碍。这些障碍就存在于生态学和生态哲学中。生态学中的最大问题在于生态学是否是一门成熟科学的争论，具体表现为传统意义的生态学与“新生态学”以及生态学能否或应当满足何种意义上的科学评价标准的争论。生态哲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学科定位不清以及疏离科学、甚至反和反科学的激进主义倾向。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审慎对待和解决的问题。

　　作者简介：郑慧子，男，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为生态学哲学，哲学，科学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生态学的‘科学危机’及其实践形式研究”(编号：15BZX038)阶段性。

　　生态学(ecology)、生态学哲学(philosophy of ecology)和生态哲学(ecological philosophy)或哲学(environmental philosophy)这三个学科及其命运与现代运动的兴起有着各自不同的联系。现代运动根源于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07-1964)于1962年发表的著名的《寂静的春天》一书。这本被誉为“点燃了现代运动火花”[1]的著作，激起了人们对状况的忧虑和“生态意识”的急剧增长。卡森因此被视为现代主义的[2]和“温柔的者”，[3]她的工作挑战了现代人对科学和技术的基本假设，以及整个社会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行为方式和体系。[4]美国史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指出，现代运动使生态学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始扮演着一个核心的智力角色，以致我们把我们这个时代称之为“生态学时代”。[5]

　　正是在这一孕育着社会深刻变化的背景下，科学和哲学研究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显著变化。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反映在生态学、生态学哲学和生态哲学这三个学科领域中，它们随着现代运动的兴起形成了一个从认知到行动的完整的逻辑链条。生态学从以往的一个默默无闻的生物科学的分支学科一跃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一门科学，人们对它应对问题给予了特别期望，将其视为能够给社会带来广泛的性变革的一门“性的学科”。[6]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命运由此发生了彻底改变。生态学哲学的兴起也同运动紧密相连，正是由于当代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都是生态的或有很大的生态成分的，因此研究者们呼吁哲学家们应当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对生态学及其对人类事业的巨大意义的关注。[7]生态哲学则完全是这一现代运动的产物，它因对造成当代问题的根源的哲学反思而出现。当前，生态学的思想正在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迅速成为我们时代的一种基础性的思想方式。然而，直到目前与此相关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并没有像我们期望的那样顺利发展，因为在这个从认知到行动的逻辑链条中还显著地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对立和冲突的观念障碍。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就来自于这一逻辑链条的两端，即生态学和生态哲学中存在的问题。这种情况事实上已影响和阻碍了的健康发展。因此，本文将对其中的一些主要问题给出考察和讨论，期望由此引起相关研究者的注意并开展后续的研究。

　　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整体状况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包括生态学家和哲学家在内的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它作为一门科学还远未达到成熟科学的地步。这是对生态学的一个严重质疑。为什么说生态学还不是一门成熟科学呢?

　　对于这种状况，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简单的理由，这就是生态学之所以还没有达到人们期望的一个成熟科学的标准，是因为它作为一门科学还处在初期的发育阶段。因为生态学作为生物科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的历史，相对于其他的那些成熟的科学部门，例如整个物理科学部门，甚至是其他的生物科学分支学科，事实上都是极其短暂的。人类对自身及其各种动植物的了解，自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以来就开始了，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必然结果，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或人对自然的了解及获得的相应的经验知识，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然而，这种历史并不是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在科学史上，我们说生态学的思想或多或少是淹没在那个极其漫长且包罗万象的博物学(natural history)的历史和传统的框架中的。而作正的具有性的生态学，从著名的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在1866年提出“生态学”术语到现在，也不过才有150年的学科史。一个学科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作为依托，不可能达到一个相对高的发育水平。指出这一点是必要的，但这不能构成我们为生态学是尚未发育成熟的科学进行的理由。历史短暂并不意味着这就是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必然有实质性问题的根本原因。

　　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表现在生态学的研究主题所涉及的范围问题。这是一个最基础性的和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知道，任何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确定的研究主题，这是一个学科能否成立首先要满足的前提条件。事实上，一个学科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疑问或犹疑不决，必然会对这个学科的发展造成一系列的障碍。这个问题在生态学中具体表现为，生态学究竟是作为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还是一门综合性学科的争议。如果把生态学看成是一门纯粹的生物学的分支学科，人及人的活动因素就会排除在外；如果把生态学定位于一门综合性学科，就必然要把人及人的各种因素置于其中，也即生态学的研究主题中必须包含人在内，而不是将人与自然生态系统分离开来。这样一来，生态学的研究主题所涉及的时空范围就会表现出巨大的差异。

　　美国著名的生态学家尤金·P.奥德姆(Eugene P.Odum)就明确主张和呼吁把生态学看成是一门“新生态学”[9]或“新的综合性学科”。[10]这种主张是对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及其性质的一个巨大转变，事实上这不仅把生态学从一门生物学的分支学科的地位提升了出来，甚至也把生态学提高到了与包括生物学在内的整个自然科学部门相对应的地步。正是这种认知，一方面极大地突出了生态学的学科地位的重要性，同时另一方面也显著增加了生态学研究的难度。因为，这种“新生态学”不仅涉及到传统意义上的生态学研究的范围和内容，同时也把人文、社会科学部门一并涵盖在了生态学的研究主题的范围内。[11]这种转变带来的难度是，生态学的研究中包含了比以往更多的变量和不确定性的因素，因为在以整个生态系统或整个生物圈为对象时，在原有的性和复杂性的基础上，人所带来的各种扰动因素又被加入其中。

　　这样，当我们按照一般的科学理论评价的标准来看待生态学时，我们就很难按照精确科学的标准对生态学中的基本概念、规律和理论给出一个准确的判断，或者说，这种判断的性与合本身是否成立都成了问题。例如，作为被人们广为熟悉的“自然平衡”概念是一个最古老的生态学概念，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不同的解释，但迄今依然是一个基本的生态学概念，[12]这个术语究竟是一个科学意义上的概念，还是一个价值意义上的概念?生态学家们至今没有给出明确的判断。事实上，针对这种“新生态学”要研究全部实体的综合性主张，虽然极具魅力，但多数生态学家并没有被这一雄心勃勃的抱负打动，他们更愿意从事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分门别类的自然细部的生态学研究。[13]当然，如果考虑到海克尔所给出的关于生态学的确切定义，[14]也许奥德姆的“新生态学”主张更为适当，同时也更为符合当代所期望的全球生态学的构想和研究。

　　除此之外，关于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不成熟的评价，还集中反映在生态学的理论层面的质疑和。首先，我们要指出的是，对生态学的这种是建立在科学哲学所给出的一般意义的科学理论评价体系之上的。所谓科学哲学的一般意义的科学理论评价体系，指的是这个评价体系是以物理科学的研究为范例而建立起来的科学哲学理论作为审查任何一门科学的标准或参照系，具体说它是以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学说为基本特征的。如果不考虑科学哲学家们对证伪主义这一学说本身的争议，也即无论这一学说是否成立，直到目前的科学理论评价体系依然是以物理科学的标准作为参照系的。这是一个统一的科学评价的理论构想。在这个参照系下，一个科学理论是否能够被接受，必须满足构成理论的基本概念是精确的、可测量的，规律和理论必须具有精确的可检验的预见性。对生态学的质疑和正是在这样的参照系下进行的。这种对待生态学的基本方式和态度，无论是否合适，这都是直到目前的生态学哲学研究中表现出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

　　根据这样的科学理论评价体系，我们看到，生态学在理论层面的研究结果到了全面的质疑。内容上看，它涉及到生态学的基本概念、规律、模型、理论等诸多方面，这些的矛头都毫无例外地指向了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否具有合的基础问题。因为，在者看来，有大量的文献[15]-[19]指证了生态学迄今依然存在的主要问题广泛分布于生态学理论的各个层面：一是生态学中的基本概念(例如“自然平衡”、“稳定性”、“整体性”)是模糊的，甚至有些了各种非科学的因素，例如“自然平衡”概念([12]，pp.322-350)；二是生态学的模型、(如“多样性—稳定性”)不具有可检验性；三是生态学中不存在普遍规律；四是生态学理论不能为决策和提供精确的科学预见。如果说者针对生态学给出的这些是成立的，它们真实地反映了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现实状况，那么这的确会使生态学陷入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生态学由于问题的出现而一跃成为一门最显著和最重要的科学，人们对其能够解决当前严峻的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期望；另一方面，生态学由于自身的问题却又无法做出它应有的解决问题的科学贡献。者正是基于他们对生态学中存在的上述理论层面的问题，普遍认为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事实上远未达到人们的期望，它还未发展成为一门像物理科学那样的硬科学，生态学缺乏实质性的进步，目前还只能把它看成是一门仅具性和教育意义的软生态学，甚至认为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理论发展和实践还处在“危机”中。

　　从“问题—解决”的径看，基于社会对生态学的巨大需求和者给生态学造成的双重压力，研究者试图从中找出能够使生态学摆脱这种科学困境的径，便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事情了。我们看到在这种努力中，研究者所给出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解决方案，例如，一些生态学家提出了以“自下而上”的个案研究方取代以往的“自上而下”的一般规律或理论的预见性的方方案([16]，pp.106-148)，甚至有生态学家直截了当地指出，生态学家像其他自然科学那样试图追求和发现生态中的普遍性是一种“”的表现，因为生态学事实上已成为一门关于个案研究的科学([13]，p.10)。此外，也有生态学家主张应当把生态学诉诸于人文学科，以此消解生态学在当前遇到的科学困境。[20]诸如此类的这些方案，在我看来，事实上已在不同程度上或强或弱地接受和默认了者给出的生态学在理论层面存在的问题是真实的。这样，如果我们把生态学还看成是一门科学，那么生态学的研究呈现出来的结果，就毫无可遵循的科学规律可言了。这种结果对于生态学的社会应用和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无论如何，这都是需要生态学家和生态学哲学家引起特别重视的问题。

　　当然，针对这样的质疑和，我们可以甚至也需要从一个更广泛的科学背景来看待生态学的这种状况。这就是关于生态学是否是一门成熟科学的争论，事实上是传统上的生物科学与物理科学之间的争论在生态学问题上的一个自然延续和呈现。以美国著名的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21]-[24]和弗朗西斯科·J.阿亚拉(Francisco J.Ayala)[25]为代表的一些生物学家明确了对生物学不科学的。他们认为，出现这种局面的主要根源就在于，是因为者把对生物学的科学性的判断放在了以物理科学为范例的一般科学哲学理论的框架之下。这种做法是不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在现有的一般性的科学哲学考察的理论框架中，并没有给作为一个整体的生物科学留下一个合理存在的科学，因而，整个生物科学的独特性便在这种审查中被排除掉了。迈尔等人明确主张，在科学理论评价的体系中应当为生物科学留下这样的，传统的科学理论评价体系并不适合于生物科学，因为生物科学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物理科学的“自治的”科学部类。此外，我们也注意到，近些年来一些生态学家[26]-[29]开始有意识地在生态学与物理学之间进行这种过于紧密的类比。他们提醒人们不要理所当然地去相信那些来自于物理学的哲学传统。他们认为，生态学的研究主题的巨大复杂性、生态现象的偶然性和随机性等事实，已对这种建立在物理科学基础上的科学评价方式提出了挑战。

　　生态哲学目前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学科定位不清的问题；研究中存在的疏离科学，以及反和反科学的激进的主义倾向。

　　关于生态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我们可以从2007年2月15位重要的哲学家在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召开的关于“哲学的未来”的会议说起。根据罗伯特·弗洛德曼(Robert Frodeman)和戴尔·杰米森(Dale Jamieson)的综述，这次会议讨论了哲学在作为哲学、教育、出版、会议和社会应用等方面的问题。试图通过明确哲学的各种挑战为其找到新的发展道。认为，哲学虽然经过一代人的努力提高了人们对问题的重视，但它至今还没有寻找到自己真正的家园。这种状况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哲学家一直试图为哲学建构一个完善的理论基础，但这至今没有得到哲学共同体的善意回应，一些哲学家认为哲学不具有“真正的”哲学资格，因为其研究过于局部性和话题性，缺乏审慎的理论思考，甚至易被宣传冲动所；另一方面在科学、工程和公共政策领域中，人们有时又哲学的工作过于抽象和远离现实的问题。[30]在我看来，哲学面临的诸多问题可以归结于一点，这就是哲学至今未能找到它在研究中的一个恰当的定位。哲学所以会陷入这种窘境，就在于哲学家未能实质性地处理好哲学和现代科学之间的关系，这是哲学既不见容于主流的哲学研究传统，同时也不被应用领域所接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哲学是一门哲学学科的定位这一基本主张，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赞同弗洛德曼的重新定位哲学的看法。他认为，应当在哲学、科学和政策的边界上为哲学家标示出一块地方，这样做虽然有可能被哲学家们继续说我们做的事情仍然不是真的哲学，但是，哲学家取得进步的方式并不是要去做哲学家们所以为的那样的哲学问题，而是要加强我们作为哲学家同那些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联系，因为他们不太关心哲学家们从事的那些纯粹的哲学问题，他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们作为哲学家能否为他们面对的问题提供有益的帮助。这样，哲学就可以在这些领域中得到承认和获得相应的地位，进而反过来对主流的哲学造成某种冲击。[31]弗洛德曼的这个说法很大程度上带有浪漫的色彩。按照这种策略，哲学就等同于把自己从哲学共同体中实行了放逐。

　　此外，我们也不赞同一些哲学家把哲学定位于跨学科性的学科的做法。[32]，[33]因为，事实上只存在跨学科性的问题，而不存在所谓的跨学科性的学科。研究中的一种常态是，研究者面对的一些问题，通常由于涉及的时空尺度、成因的复杂性或性，从而导致这些问题不能通过某个单一的学科所解决，相反，这些问题需要依赖于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联合成为一个整体，共同应对才能最终完成问题的解决。问题事实上就属于这种性质的问题。最后，我们更不赞同的是尤金·哈格罗夫(Eugene Hargrove)[34]的关于哲学终将消失的看法，他的这种观点早在1989年就提出来了。他认为哲学的研究最终将会成为科学哲学、伦理学、美学、社会哲学和哲学研究的一个部分，当在哲学的基本领域得到恰当考虑时，哲学就没有必要存在了。[35]

　　哲学作为哲学是由现代哲学所承担的任务决定的。哲学自古希腊以来，它的发展和变化可以由两个基本任务所统摄。哲学的第一个任务是对包括人自身在内的世界的认识，它旨在获得我们感兴趣的一切事物的及支配事物的普遍原理，这是一个寻求事物的过程。这一任务自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就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科学事业，特别是到了19世纪40年代，从事这项工作的哲学家被历史性地赋予了“科学家”的称谓。[36]而哲学的另一任务就是，随着科学从哲学中获得了的发展形式后，它转而开始关注于事物及其发展的应然状态的追问和探索，即旨在为人的行动的合提供价值判断和根据。这是我们哲学作为一门哲学的定位时，必须充分考虑的一个基本的哲学背景。

　　因此，哲学家不需要去从事科学家和应用科学家从事的那些事情。哲学能够应运而生就在于它把人类到的问题作为己任，哲学的价值在于它主张的基本思想根本有别于传统上哲学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主张。哲学家需要关注他们的工作是否能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一套独特的价值判断。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效用就体现在为社会行动提供合理的价值评价体系，而不是直接参与社会行动。未来的哲学应当为人在自然中的行动提供一个完善的价值体系，以此方式参与社会行动。为此，哲学需要紧密地与生态系起来，因为，生态学是哲学能够提出有价值的评价体系的科学基础。哲学应对挑战的根据在于：针对问题，基于生态学的思想和原理，对传统的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自然事物工具主义的哲学观念的和清理，提出一个适于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体系。如果哲学家仍然在哲学和科学之间摇摆不定，那么，哲学就真的没有了未来。

　　哲学中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研究中存在着疏离科学、甚至是反和反科学的激进主义的倾向。

　　哲学中存在的疏离生态学的倾向，具体指的是哲学家把生态学作为一种现成性应用于他们的研究中。由当代运动造成的社会反应，尽管呈现出各种不同的旨趣，但是在一点上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这就是它们都共同诉诸于生态学，将其作为思想和行动一个思想来源。我们看到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在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中，“生态”这个词语被频繁地冠之于各种学科上，仿佛由此就可以使之获得某种耀眼的。这种做法已成为当今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景观。这样，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便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础。当然，这个一致性如果使生态学真正获得这样一个思想来源的地位，使其思想在相关的研究中科学地呈现出来，那么，这将是解决问题的一个良好开端。然而，哲学在运用生态学作为基础时，事实上生态学直到目前基本上都是作为一个未经深思熟虑的现成性前提，被纳入哲学推理的过程中。

　　在此我们仅举一例印证这种情况。对哲学的研究影响最深刻和持久的就是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的《沙乡年鉴》一书。这是一部关于自然的素描和哲学随笔的著作，它反映了利奥波德对自然的爱以及人与土地的生态伦理观。美国历史学家苏珊·L.弗莱德(Susan L.Flader)认为，正是他的敏锐观察，哲学洞察力和清晰的表达，使利奥波德赢得了像梭罗一样的地位。[37]利奥波德在该书中表达的“土地伦理”思想为哲学研究注入了持久的思想活力。按照沃斯特([5]，p.2)所给出的生态学传统的分类，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思想基本上可以归类于那种与“帝国主义式”的生态学传统相对立的“阿卡迪亚式的”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传统。它以触及人类情感和心灵的方式引导人们对生活中的那部分自然的热爱。如果说有什么不同，这就是利奥波德对自然的思考融入了科学的成分，利奥波德把进化的和生态学的思想引入了他的人与土地关系的伦理观之中。这可以看成是利奥波德区别于历史上的那些著名的浪漫自然主义作家的独特之处。从他采用的生态学思想及由此做出的土地伦理的结论看，生态学是被作为一种现成性，或是以他所理解的生态学思想应用到了他的土地伦理观中了。

　　利奥波德说：“简言之，土地伦理把人类的角色从土地群落的征服者转变成为其中的普通一员和。这意味着他对每个的尊重，也包括对这个群落本身的尊重。”[38]在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群落”(community)概念是被直接拿来使用的，它只是被用来做伦理判断的一个可以被替换的无实质性推理的词，因为，人是土地群落中的普通一员这个判断，不是由“群落”作为科学前提出来的，而是由一个伦理命令使人成为其中的普通一员。因此，利奥波德的这个判断与“群落”没有关系。此外，利奥波德在另一处说：“事实上，人只是生物队伍中的一员已通过对历史的生态学解释所表明。”([38]，p.205)这个说法显然与上句话的推理逻辑直接相冲突，因为在这里利奥波德是基于土地与人的关系作出的这个判断。其实，即使不考虑这二者之间的逻辑冲突，仅就土地决定了人的特性就能够科学地得到人是生物群落中的普通一员的结论吗?事实上也不能从科学上得到这个结论。因为，根据生态学，人在群落中的实际地位，恰恰不是利奥波德所说的那种情况，而是正相反。因此，人是生物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这个判断与生态学没有关系，或者说，这是对这一概念不甚了解的一种误用。对于利奥波德的这种土地伦理观，则被美国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三世(Holmes Rolston III)赞赏地视为一种“直觉”的飞跃过程。[39]

　　在哲学中，我们看到生态学在很多情况下是作为一个现成性的科学前提。从整体上看，哲学家在对待生态学的基本方式上，并没有深入地了解和研究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状况，更没有随着生态学的发展思考生态学对哲学可能产生的影响。相反，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例如群落、自然平衡、食物链和循环等生态学概念存在着误读和误用的情况，把生态学的思想和原理直截了当地用到了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中了。这反映了哲学的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实质上的疏离生态学的倾向。

　　最后，哲学中存在着反和反科学的激进主义的倾向。哲学在它的数十年的发展中逐渐出现了一种科学——实质上这也是对生态学的——直觉的非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与早期的浪漫主义的思想有汇流的趋势，或者说，它们已经汇流在了当代的激进主义者的思想中，浪漫主义和激进主义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致我们很难将二者清晰地区分开来。如果我的这个观察是正确的，我们又可以把哲学中的激进主义称之为“浪漫的激进主义”，也即一种建立在浪漫主义基础上的激进主义。马丁·易斯(Martin Lewis)说：“如果我们想要发动一场足够有力的运动以促进那些必需的，那么我们就必须首先放弃我们的各种浪漫的幻想。一种有意义的主义不能建立在乡愁、一厢情愿和基础之上，因为文明一经被时，人类的这些固有的善良就会显露出来。”[40]易斯[41]还在他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最坚定的主义者一直对科学抱有，认为科学是的同谋，他们把科学和看成是导致人类远离自然的根源。易斯指出，这种激进主义思想目前在许多哲学家那里已成为一种主流思想，同时也广泛波及到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导致人们把近代科学的出现看成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最大错误。此外，尤其值得提到的是由美国生物化学家保罗·R.格罗斯(Paul R.Gross)和数学家诺曼·莱维特(Norman Levitt)共同出版的《高级》一书。这部书是科学界正面系统地人文主义者反对科学和的第一本著作。其中他们专门用了题为《伊甸园之门》(The Gates of Eden)一章的篇幅了许多激进的主义者的思想，特别是对我国哲学的研究者所熟悉的美国哲学家卡洛琳·莫茜特(Carolyn Merchant)的激进的主义思想的。莫茜特的激进的反科学思想反映在她的许多著述中，尤以《自然之死》[42]和《激进的生态学》[43]为代表。格罗斯和莱维特指出，从长远的观点看，生态乌托邦的狂热带来的将会削弱和消除生态上完善的社会政策实行的可能性，这种结果必然是受到了当下激进的主义者的极端反科学主义的裹挟，如果这种反科学主义的泛滥，那么必然会降低那些标准的科学问题得到解决的机会。([40]，p.156)

　　现代运动的兴起导致生态学、生态学哲学和生态哲学之间形成了一个从认知到行动的完整的逻辑链条。在这个逻辑链条中，生态学与生态学哲学共同构成了生态哲学的科学和哲学基础。其中，生态学是最基础性的研究，它为我们呈现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与其之间，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我们开展后续相关研究的基础。这表明生态学占据了认知层面的任务。生态学哲学直接以生态学为研究对象，它关注生态学中的所有元问题的系统分析和考察，这些元问题包括一切属于科学哲学关注的问题，它的研究目的是与生态学家一道为生态学作为一门标准的科学创建一个合理完善的概念框架，进而有效地从科学层面指导社会实践。生态哲学则是以生态学和生态学哲学为基础展开研究，它关注并和清理影响人与自然关系合规律发展的各种反自然的观念，最终为创设基于科学的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提供一个系统的价值观念体系。在这个过程中，生态哲学应当清楚了解它与生态学和生态学哲学之间的关系，生态哲学要想真正实现自己的学科任务，赢得哲学内外相关领域的尊重和重视，就必须把自己的哲学和价值观念体系的建构紧密地与生态学与生态学哲系起来，因为它们是生态哲学能够提出有价值的思想的基础和源泉。

　　然而，从上述的讨论我们看到其中还明显地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事实上已对这个逻辑链条的运行构成了阻碍。这些障碍存在于生态学和生态哲学中。生态学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生态学是否是一门成熟科学的争论，具体表现在传统意义的生态学与“新生态学”以及生态学能否满足或应当满足何种意义上的科学评价标准的争论。生态哲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学科定位不清以及研究中存在的疏离科学、甚至是反和反科学的激进的主义倾向。生态学中存在的问题造成的后果是它还不能为生态哲学研究提供一个可靠的科学基础，同时也对和政策的制定带来更多不确定性的困难。而生态哲学中存在的问题，直接造成了从认知到行动的逻辑链条的断裂，尤其是它的疏离科学、甚至反科学和反的浪漫的激进主义倾向，对更为科学合理的的社会实践带来严重。无论如何这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一种结果。

　　因此，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一是针对生态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深入开展生态学的元问题的哲学研究，这既是生态学家的事情，也是生态学哲学家的事情。受惠于现代运动而兴起的生态学哲学，甚至比生态哲学产生的时间还要晚，研究者们明确有意识地提出“生态学哲学”(philosophy of ecology)这一词组是在2000年，最初是作为一本论文集的标题而出现的。([13]，p.15)但是，尽管如此，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新兴的科学哲学学科，它借助于我们的生态学时代到来的晨辉，一定会为生态学摆脱自身的所谓科学“危机”做出自己独特的理论贡献。二是对于生态哲学，直率地讲，如果希望有一个可持续的学科发展前景，它必须清楚地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学科定位，尤其是要与那种困扰它的浪漫的激进主义的梦魇彻底告别，真正拥抱科学和，与科学包括生态学达成一个紧密的思想联盟，共同面对严峻的问题，这是生态哲学面对问题和挑战能够做出的一个最明智和最真诚的选择，以此为自己扫清前进道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