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张闻天为党的干部理论教育付出了大量心血，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具体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他主办了《解放》、《人》和《中国文化》等三个刊物。 《解放》是中央公开发行的理论机关刊物。起初为周刊，后为不定期刊。张闻天任主编(1941年上称“负总责”)，是为适应当时“巩固国内和平、争取、实现对日抗战”的新形势而创刊的，是张闻天投入精力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刊物。到1941年8月终刊共出版134期，发表他(署名洛甫)的文章24篇。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主义论》等名著也都是首先在这里发表，随即由解放社出版了单行本。张闻天在创刊号上发表的《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1937年4月11日撰写)，及后来的《论抗日民族战争的持久性》(1937年9月18日)长篇论文，再次从敌我双方的力量出发，辩证地阐明了中日战争的持久性。他这个观点多次反复地论述，得到等中央领导人的赞同与阐发，的《论持久战》也吸收了他的观点。他经常在部务会议上讨论《解放》的选题内容，分配写稿、组稿的任务。把来自各地党的报告选登在。有些文稿还请审阅，听取意见。1939年《解放》创刊两周年时编者专论表明:“中央在本报所公布的文件以及中央诸位负责同志在本报所发表的文章，乃是本报一切主张和言论的灵魂。”并特别高度地评价了的著作。1940年《解放》第100期的纪念《站在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前进岗位上》，最能说明这个刊物之所以有权威的几个特点:一、“能够及时阐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正确道与方法”；二、“能够正确阐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正确道与方法”。能够善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的性与不彻底性；三、“能够明白认清我们民族人民的敌人在各个时期中危害我们民族人民解放事业的种种”；四、“秉承着所服膺的科学主义(即马、恩、列、斯学说)的正确理论”，除阐明许多实际问题外，还大力阐明许多理论问题:“《解放》以及解放社所出版的书籍，在理论上的贡献，对于整个中国的发展，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五、由于《解放》是中央理论机关，所以中央的许多领导同志都参加了《解放》的工作，特别是“曾经发表了众所仰慕的人民同志的许多伟大著作”，“不能不使《解放》的篇幅放出了辉煌的光彩”。这几个特点，也就是张闻天的办刊思想。张闻天还力求扩大《解放》的发行面，以扩大党的影响。他曾致电八军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准备从第12期起由太原翻印；又以“洛(甫)毛()名义致电南京谈判的秦邦宪、，交涉《解放》在全国发行，并在南京、西安翻印的问题”。1939年5月17日在中央处讨论宣传部工作时，张闻天报告说:《解放》的出版是“最大的工作”，“了中央主张”，共办了七十余期，发行七十余万份，有几处翻印，比过去大时期的《向导》更广。此外出版书籍七十余种，对全国宣传工作有很大意义。赞扬说:“洛甫报告很好。”并认为“理论刊物的编印延安是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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