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伟大的哲学家逝世之后，对他的观点、思想和学说进行持续性研究，在人类思想史上不乏先例。但是，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如此广泛、深入而持久的研究却是罕见的。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仍是一门“显学”，研究的范围愈来愈广，层次愈来愈深，角度愈来愈多，其探讨的问题之宏大邃微，概念范畴之洗练繁多，理论内容之博大精深，思潮迭起之波澜壮阔，学派形成之层出不穷，实为任何一种哲学研究无法比拟。这使我不禁想起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柯林武德的一段颇有见地的论述：“对某种学说进行激烈的论战，乃是争论中的学说在作者的环境中形象高大，甚至对他本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一种确实无误的标志。” 当然，我注意到，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研究中，基础理论研究具有根本性和方向性，犹如一座宏伟大厦的基石，仿佛一艘远洋巨轮的舵手。基础理论研究从根本上制约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主题、理论内容、理论特征和理论职能的理解。正因为如此，我们向读者呈上这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这部著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吴晓明教授，南开大学王南湜教授，北京大学丰子义教授、仰海峰教授，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杨耕教授参加了本书的写作。杨耕撰写“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主题和理论特征”、“第三章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第四章实践：现存世界和人的生存的本体”、“第五章实践：人的存在方式和社会生活的本质”、“第八章意识与意识形态批判”、“第十章思维的建构、反思与反映”、“第十一章知性思维与辩证思维”、“第十三章客观过程、历史规律与社会发展道路”；俞吾金撰写“第二章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孙正聿撰写“第六章辩证法的实践基础”、“第七章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杨耕、孙正聿撰写“第九章认识的本质、结构和矛盾运动”；王南湜撰写“第十二章社会结构：人们之间交往关系的制度化”；吴晓明撰写“第十四章主体性问题与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杨耕、仰海峰撰写“第十五章科学的社会批判理论及其核心”；丰子义撰写“第十六章人类解放与人的发展”。全书由杨耕统稿。在统稿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孙正聿、俞吾金等教授的宽广的理论视野、坚实的理论基础、精湛的理论见解和深厚的哲学素养，深切地感受到一种兄弟之情和朋友之谊。 这部著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们30年来上下求索、深刻反思的思想历程，是作者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心灵写照和诚实记录。在这里，作者们以“客观的理解”为准绳，力图用简洁的语言、适当的叙述、合理的逻辑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部著作完全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本来面目”，这些解释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因为我们深知解释学的合理性，深知我们与马克思之间存在着“文化差”、“时代差”，而且马克思离我们的时代越远，对他理解的难度也就越大，就像行人远去，越远越难辨认一样。 人们常说“理解万岁”，这本身就说明理解的艰难性、复杂性。人总是生活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并在特定的意识形态氛围中进行理解活动的。历史环境的不可复制性，历史进程的不可逆转性，历史事件的不可重复性，使理解者不可能完全回复到被理解者的特定的历史情境，不可能完全“设身处地”地从作者的角度去理解文本，因而也就不可能完全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和文本的“本真精神”。同时，任何一个理解者在理解某一人物、某一事物之前，已经有一个“理解的前结构”在其头脑中存在着，并支配着其理解的维度、广度和深度。“甚至最没‘定见’的观察者也不能用毫无偏见的眼睛去看他周围的世界。”（葛利叶）你若看错了，你就会想错；你若想错了，你就会看错。这仿佛是一个“悖论”，然而，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矛盾。 理解永远是具体的历史的，它不可能超出理解者背后的实践活动、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因此，这部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理解，也必然受到作者们“理解的前结构”的制约。全部问题在于，我们应站在当代实践的基础上，使理解者的视界与被理解者的视界融合起来，从而不断地超越传统的理解，不断地逼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当然，这是一个艰难的思想登山过程。“走向权威之路并不康庄，更有狂风暴雨君临着高处。（雪莱）” 杨耕 2013年3月 于北京师范大学 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