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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芮沐:逍遥法内

作者:habao 来源:未知 日期:2018/5/16 16:45:05 人气: 标签:国际经济法教材
导读:同治年间,英美两国在上海租界成立“会审公廨”,审理刑民案件,在列强的年代,即使是在象征着公平的法庭上也不可能有中国人的声音。芮沐的二哥小时候踢足球时,…

  同治年间,英美两国在上海租界成立“会审公廨”,审理刑民案件,在列强的年代,即使是在象征着公平的法庭上也不可能有中国人的声音。芮沐的二哥小时候踢足球时,被菲律宾人拿着打掉了下颌,后来又在街头劝架时被莫名其妙地,没有人会为这个华人的死负责,更不用说去凶手。

  者无处,者无处,目睹了租界乱象,芮沐的心中燃起了法律救国、为穷苦人打赢官司的思想。

  “这是一个没有专著而著名的家”,在1998年北大百周年校庆的特别节目上,“东方之子”栏目这样介绍芮沐先生。的确,与大多数有等身著作和崇高声誉匹配的人不同,芮沐在界鼎鼎大名,落笔时却惜墨如金,慎之又慎,凡有所成,必是经过了百般思量,《民法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就是这样一部心血之作。

  《民法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出版于1948年,翻开初版的版权页,还能看到“第一印刷”的字样。按照芮沐在自序中的说法,“本书属稿,远在抗战以前”,从成书到1948年付印之间,十余年的战乱与奔波令人们失去了对学术的关注,这本书甚至不得不靠一位典狱长的帮助才得以出版。

  芮沐出生在旧上海的一个富商家庭,从小接受西式教育,先后在法国和学习法律。1935年,遍游欧洲后,他回到了满目疮痍的祖国,一面在重庆大学、西南联大等学校教授课程,一面经营律师事务所,“服务人群,执业所得资助有需要的学生”。

  1945年,随着抗战胜利将近,形势越来越和,血气方刚的芮沐在课堂上公开发表了不少的言论,被一些盯上了,不得不到美国暂避风头。然而,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芮沐就坐不住了,从国内传来的解放战争的号角激荡着他渴望回国的心,1947年,不顾妻子和友人的劝阻,他只身一人执意回国,“我要回去迎接北平的解放!”

  同年,芮沐来到了当时还位于沙滩红楼的大学,讲授“民法”“国际私法”等,从此了与北大半个多世纪的。

  民法是芮沐学术研究的起点和高峰。早先,报考北大院研究生的考生考前会多方探问民法方面的,从多个渠道反馈来相同的信息: 芮沐先生的《民法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必不可少。

  新中国成立后,最开始的经济建设向苏联学习,后来进行,形势的变化使新的规范的法律体系的建设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一向关注社会需求的芮沐放弃民法研究,把目光转向了在国内尚是一片荒原的经济法,他曾幽默地解释道“因为研究民的人很多,我研究得不够好。”

  在1980年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上,芮沐首次提出了设立经济法专业和国际经济法专业等学科的。然而,当时的中国界仍秉承着传统观点,认为国际经济法仅是调整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法律,并将其划归为国际公法的一个组成部分。芮沐先生强调,不仅国际经济法于国际公法,经济法更不应被视为是民法的组成部分,单独设立学科势在必行。

  随后,北大先后成立起了经济法研究所和国际经济法研究所,芮沐都担任第一任所长。没有教材,芮沐就带领相关人员自己编写;没有足够的老师,已经七十高龄的他便亲自给本科生上课,一辆晃晃悠悠的二八自行车载着他行驶在院楼和燕南园的住宅之间。

  后,中国的学术界为春风抚沐,欣欣向荣,芮沐也在70岁迎来了学术又一春。尽管年至古稀,他依然保持着对学术方向的性和说干就干的执行力。

  1985年,时任大学国际经济法教研室副主任的张力行到美国考察,回来后,提出要建立“法律数据库”。

  什么是数据库?建数据库有什么用?年轻的学生们面面相觑,芮沐却非常兴奋,当即拍板,“我们就要搞这个东西”。浩繁,法例众多,如果能通过计算机完成存储、查找和分类,对研究界来说是莫大的。

  很快,芮沐筹集到了资金,与学校计算中心合作成立了“北大计算机辅律研究中心”,开始研制初级的法律信息检索系统。1995年,国内第一家法律专业网站——“北律信息网”正式上线,芮先生等人多年来为之努力的中国第一套法律查询软件“检索系统”被冠名为“北宝”,畅行全国。在信息化领域,北大再次占领了先机。

  “父亲对学生的事特别上心,他特别惜才,不怕学生超过自己。在他看来,教出来的学生比自己强才是好老师。”芮晋洛如是评价父亲。

  1977年,高考恢复,七十岁的芮沐成为了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对待学生,他有着自己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选集》,经济学的教科书和、工作报告,各式各样的外国专业书……在开学初,芮沐的每个学生便会收到这样一份油印的书单,不仅有专业书,还有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的文献档案材料,甚至会罗列一些先生自己看过的觉得有意思的小说书目,零零总总加起来足有几百本之多。

  走进芮沐的寓所,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无处不在”的书了。一间偌大的书房仅能勉强容下张并不宽大的书桌和两个专供接待访客的单人沙发,几乎找不到落足之处。几个款式不一、新旧不一的高大书架严实地罩住了四面墙壁;书架旁是一摞摞捆扎整齐的、泛黄的书籍和报刊;写字台上则常年摆放着翻开的书籍,油印的铅字边上是先生密密麻麻的批注、一只放大镜,还有一只铅笔、一白崭新的稿纸,随时准备记录。

  “先生我们‘要多看原著,不要多看解释文章’。‘语言能够翻译,但文化不容易翻译。’”年轻时的生活和留洋经历给了芮沐的眼界,他精通英、法、德、俄、拉丁等多种语言,外语系的教授遇到不认识的单词也会来请教芮沐。

  对于芮沐来说,“衰老”一词是不存在的,网络、手机、MP3,这些当时的新鲜玩意儿他一个也没有落下。芮沐八十多岁时,电子游戏开始风靡,乐于尝试的他也跑到商场的游戏厅,坐在一群十多岁的孩子中间兴致勃勃地玩了起来,让他的老伴又好笑,又无奈。芮沐九十九岁时,他的学生吴志攀去他家中请安,提到最近晚上睡眠不好,需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芮沐听了很吃惊,反问道:“那你睡觉前为什么不看看小说呢?”

  喝“红牛”,吃烤鸭,睡前读小说,带博士生,在病床上还念念不忘学生的论文定题……这就是芮沐生命最后二十年的生活状态。2011年,芮沐逝世,燕南园少了一位快乐的老人,他的学生却会永远记得老师曾为他们带来的快活而青春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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