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随着依国方略的全面推进，县乡基层正面临严峻。以往，不管是推进经济建设、社会稳定，还是应对群众，不少官员都习惯靠行政干预、用摆平，甚至违法违规。这种现象，越到基层表现越明显。这一方面是由于各种压力，包括发展的压力、维稳的压力等，最终责任都压在基层身上；另一方面，基层直接与群众打交道，也容易成为各种矛盾的聚焦点。可以说，当前在拆迁、土地流转、污染、移民安置等问题众多、群众反应强烈的领域，依然可见违法行政的身影。这不符合依法行政、依国的要求，将越来越受到规范，也不得不转变推进工作的方式。这是中国文明向前迈进的必然，但对尤其是基层而言，才刚刚开始。 “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要做的工作很多，要完成的任务很杂，怎样才能尽快见到成效？不少基层干部往往选择以行政强推的办法，至于法律，能守的守，不能守的绕着走，甚至不惜违法行政。久而久之，有的地方患上了“依赖症”，不管是推进经济建设，还是化解社会矛盾，都是行政主导，开。 当上级的要求违律时，是按领导要求办，还是按法律办？对许多基层干部来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中部地区多名乡镇干部告诉记者，在“血吸虫”病的疫区里，上级部门强力推行“以机代牛”政策，即杀掉农户的耕牛，实行机械化耕作，以避免疫情。 政策的初衷虽好，但也带来了明显的问题。一是耕牛是农户的私产，强制杀牛，于法无据；二是就实际情况而言，村民的很多承包田地块细碎，有些是山区，根本不适宜推广机械，机耕道的配套也没有落实，这就导致“机械下不了田，下了田也不方便耕作”的问题。 农户的耕牛被强制宰杀后，耕作不便，。“有一次下乡调研，一位村民直接说，你们镇干部只想着按的要求办事情，自己，不管老百姓死活。”一位镇干部略带委屈地告诉记者：“我们夹在中间，又有什么办法呢？” 西部某县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一些县领导表面上喊依法行政，实际上还是按照老一套的方事，惯性思维导致他们走不出的怪圈。县委、县长也会让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法律服务，有时候为住建、国土等部门当法律顾问，但多是走过场而已，最终怎么干还是领导说了算。 这名的负责人向记者透露，很多时候县里的发展“顾不了那么多”，“领导一句话的事，先上车后，土地还没批下来，先把项目上来再说”。这些领导并不是头脑里没有法律意识，但为了政绩，的事自然就干出来了。 记者采访一些县国土资源局、局等部门的时候，不少负责人都表示要“按领导的意思来”。当记者问“为什么不按法律的程序和来”时，一位负责人竟然说：“领导的意思，就是法律的意思。” 西部某县2010年时以开发特色工业园区为名，在未取得足额用地指标的情况下，通过“少批多占”“以租代征”的方式，违法占用耕地近200亩。与此同时，对群众的补偿也落实不到位，拆迁过程中有的工作人员还，与群众发生冲突，引发群众聚集。 负责拆迁的一名乡镇干部说：“园区建设是县里的一号工程，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亲自挂帅工程指挥部指挥长，上级要求高、进度快、任务重，没有超常规的手段根本不可能完成任务。”这里所谓“超常规”的手段，除了违法违规，难道还有别的意思吗？ “部分地方回避依法行政，大多基于一种心态，就是认为解决基层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用一些违法的手段，付出的成本较低、工作简便、易操作。而依法行政耗时长、程序多，往往事倍功半得不偿失。”重庆升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明前说。 张明前认为，地方官员产生这样的想法，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违法成本低，违法行政的制约、监督、惩处机制不全乃至缺失，“抡起的是大棒，砸下来的是鸡毛掸子”。有基层干部告诉记者：“自己是遵照上级干事的，即便有违法违规行为，出了问题也有顶着。” 实际上，基层许多违法行为根本没人追究。渝东南一位乡镇干部老周从事拆迁工作近8年，他说，拆迁难免遇到各种问题，“小错不断”，但只要“大错不犯”，就不会“栽跟头”，而且在领导眼里还是“能干事、会干事”的干部。 一些乡镇干部向记者反映，导致基层违法行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上级倒逼”，上级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基层限期完成某项任务，如果到期完不成任务，基层干部在考核、提拔任用上会受到影响。 “压得紧，基层干部得没有办法，有时拆迁的措施就显得有些粗糙、草率，甚至违法违规的行为也比较多见，由此确实引发不少干群矛盾，甚至群体性事件。”西部一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乡镇干部说。 采访中，不少基层干部向记者诉苦：拆迁、项目建设、移民安置等工作，往往以“下指标、压任务”的方式推进，“领导行政命令是工作的动力，而法律法规却成了干事的阻力”。遇到这种情况，要么“遇到法律绕着走”，要么直接“从法律上趟过去”。 记者曾参与过一次对东部乡镇百余名乡镇的问卷调查，调查显示，不管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上级考核”都是最大的压力。 在“感到压力最大”的问题中，东部位列前三的是上级考核（43.2％）、社会评价（27.4％）、潜规则（16.4％）；中部位列前三的是上级考核（60.2％）、社会评价（19.4％）、监督（11.2％）；西部位列前三的是上级考核（52.3％）、社会评价（25％）、监督（11.4％）。 在考核的巨大压力之下，法律的约束被忽略了，基层干部选择违法行政的冲动很强烈。不少接受采访的基层干部这样说：现实的告诉我们，“不管用什么方式，摆平就是水平”，打擦边球、踩红线、甚至铤而走险都属无奈之举。 基层行政惯性和依赖等问题长期存在，有其深厚的土壤。记者在多地县乡采访了解到，基层的复杂情况客观上确实对依法行政带来困难，有基层干部向记者直言他的困惑：“都按法律来，哪能干成事？” “依法行政有时线月，湖北省当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接到信息，当地一些“失独”家庭准备到，希望获得国家补偿。为这一情况发生，卫计局紧急排查相关人员，对“失独”家庭及其亲属做工作，并密切“失独”家庭的外出情况，不仅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而且涉嫌违宪。 对“失独”家庭的帮扶，已成为一道亟待破解的难题。当阳市现有426个失独对象，涉及200多个家庭。作为一个日益庞大的特殊群体，他们面临着养老、医疗、心理救助等难题。目前，国家已逐步提高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的经济补偿标准，但失独老人们的和依然没有得到很好保障。基层应该如何处理他们的问题？法律至今没有明确说法。 西部某县曾经计划上马一个水利工程，前后论证了十几年，但受一些环保门槛的制约，项目始终处于搁置状态，这让县里的经济发展了很多损失。 几年前，江西省奉新县罗市镇梧岗村村民邓铁强与邻居因自家屋后种植毛竹的权属产生纠纷，双方多次、并向投诉，就是不肯诉诸法律，双方的纠纷一直拖至今年5月。类似的案例在基层并不鲜见。 广西柳城县东泉镇高田村一位村民建了一栋200平方米的别墅，由于未经审批，被国土、住建等部门认定为“两违”建筑，要予以拆除。这位村民不服，认为自己花钱在承包地上盖房子没有什么不妥，于是请律师做顾问，经过3年时间，这栋建筑才最终得以拆除。刘萌萌的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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